用锁链自绑在街头的袁丽年在哭诉自己的无奈，引来众人围观

    一根铁链、一把铜锁，前日清晨6点，袁丽年又把自己的脖子拴了起来。这次是在老莞城家乐福附近，铁链与近一米高的铁板焊在一起。袁说这样谁也赶不走她，大家都能看到铁板上的字。

    铁板上印着她对家婆、大哥等亲戚的不满，她执意要以此方式“澄清”自己，“讨回房产”。从3月3日开始，她就这样拴着自己，在东莞城区几个闹市区“摆摊”6天。很多人劝说这样太极端，她听不进。

    “维权”两月被赶

    大约两个月前，袁丽年在一家广告装饰店定做了个铁牌子，花了100多元。从那时起，莞城黎屋围村附近的街坊都注意到这个44岁的女人。她在家公做的房产前举牌子，这个5层楼的临街门面是个东北菜馆，老板娘说影响生意。

    治安队员也来出面调解，袁丽年干脆把牌子举到辖区内堑头派出所门口，民警调解无果。袁丽年说警员还把她带进所里一天，把铁牌拿走了，让她很“不舒服”。当地一名治安队员说，他们对这种家务事很难管。

    后来，袁丽年又定做了个一样的铁牌子。有人告诉她房产国土部门会管。她举着牌子去了当地国土部门的大门口，调查无果后被保安劝走。记者了解到，当地的妇联、村委会也介入调解。袁丽年一直对这种调解结果不满意，她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。“这样很烦，都不让我摆。”袁丽年回忆说，她举着牌子去了东莞市行政办公大楼、老莞城的闹市区、妇联等地“维权”，被穿制服的人拿走了两个牌子。

    索性大街自锁

    “做个牌子要100多块，被抢走了我又不能自由摆牌子。”袁丽年解释说，自己的方式不能有效、“自由”地进行。她回忆说约一个礼拜前，自己干脆去店铺买了个锁自行车的那种粗铁链。铁链和铁板死死地焊在一起，刚好够把她的脖子和街边的路灯柱捆在一起。

    此外，袁丽年还买了把大锁，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大街上。锁就挂在她的喉咙前，手上空无一物，没有人知道钥匙在哪里。袁记得3月3日第一次在街上自捆，很“顺利”，警察都赶不走她，大家都围过来看。她还专门带了小板凳、窗帘做的大裙子和帆布带。凳子用来坐，带子把自己更紧地捆在铁柱上。“大裙子把自己围起来，人少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小便，我有时候一摆摊就是一整天。”

    3月7日是“自捆”以来唯一被劝走的一次。这天中午，一名读者在东城文化广场看到她后向记者报料。广场保安、东城派出所民警都在劝说她离开，找适当的方式解决。袁说自己不相信。直到记者答应随其了解铁牌上的“纠纷”，她才从内裤里掏出钥匙，解锁后在民警的护送下打车回家。

    名誉、房产都要

    据袁丽年称，1990年袁从万江嫁到莞城黎屋围村，黎浩文患有神经病，有7个兄弟姐妹。袁的家公在自己地皮上筹资20余万慢慢建了高楼，这栋楼此后成了临街门面。袁丽年说其中她从娘家拿了约7万，家公曾经答应把房产转给夫妻俩，后家公过世。该房产的承租者说是其大哥黎某材在处理出租，这几年的租金每月会给黎浩文2000-3000元，余款都汇到袁丽年家婆的银行账户里。

    另外一个让袁丽年感到恼火的问题是亲子鉴定。袁和丈夫称，其大儿子头脑聪明，丈夫的兄弟姐妹都在背后说袁与其他男人有染。为此，03年袁去做了亲子鉴定。在其提供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做的DNA亲子鉴定书显示，父子关系属实。

    袁丽年说，自己就是为了这两个问题“讨说法”，要澄清自己的名誉，要回“自己的房产”。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她表述的“问题”，她在公共场所用铁链锁住自己，“自由地摆摊”。 
 ■疑问

    家务事谁说得清

    袁丽年在铁板上说到家婆等亲属对她进行污蔑、诋毁，要还她“公理”。袁本人联系不上这些亲属，他们已经“反目成仇”、“不再来往”。

    到底房产归谁？“亲子鉴定”前的家庭诋毁是否存在？对这些问题，当地村委会的一些人员向记者称“说不清”。

    房产的承租者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，她说黎浩文的大哥也没有来管。“每次都是打到阿婆的账户，给她老公现金。我租了十年，也没有他(黎浩文的大哥黎某材)的电话号码。”承租者还说她见过土地证，所有者是袁丽年家公。袁丽年说家公没有留下书面遗嘱。

    附近的街坊对此事略有所闻，众说不一。有的支持袁丽年，有的说其家公的老房子是袁在打理出租，每月有千余元收入，加之大房子的几千租金，袁应该满意。

    ■对话

    “看的人越多越好”

    袁丽年一家四口住在约11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，这是她自建楼的一间房。旁边还有一栋家公留下的老房子，袁说自己在打理出租，每月最多时候共有1800元的租金收入。在这个房子，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    记者：你怎么想到要用铁链把自己锁起来的方式？

    袁丽年(以下简称“袁”)：我被抢了几个牌子，现在他们就赶不走我了，出得来摆就不怕啦，反正我没做错什么事。

    记者：都在哪些地方摆过？

    袁：国土局呀、光明路口、家乐福、东城区政府、妇联、信访办，还有市政府，好多啊。

    记者：不怕影响到别人办公？

    袁：他们都不管我，不帮我把房子要回来，我为什么要管他们正常办公呀！清早我就起来，很多人锻炼看得到，看的人越多越好。

    记者：政府部门各有分工，这种经济纠纷没有想到用法律来解决吗？

    袁：我也请过律师，可是打官司要钱啊，把钱花完了，我就不能供孩子读书呀。先不想这么多(打官司)，我要把事情说清楚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让那些认识他们(家婆、大哥等亲属)的人都知道。

    记者：会不会担心侵犯你大哥大嫂等亲属的名誉权？

    袁：(怒)他做初一，我做十五。他们搞到我这样，他们有没有想过我的名誉权呢？这是自然反应是吧。

    记者：你在公共场合摆牌子两个孩子知道吗？他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会不会对他们影响不好？

    袁：不会啊。我大儿子就跟我说，妈，你一定不能吞下这口气。不要做弱者，要做强者。这个铁牌上的字都是他给我写的。他支持我一定要澄清这个事。

    记者：“摆摊”这些天你高兴吗？

    袁：今天是我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天，和你们一起出门，很多街坊见到我都说“你不出来摆这个亲子鉴定，我们还真不知道你是清白的”我觉得高兴。